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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媒體們是否該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

 建筑媒體們是否該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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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 Zach Mortice

這篇文章原載于commnedge ,原題名為,"設計媒體應該重新審視他們的立場"

Kate Wagner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的鄉村。她的母親沒受過教育,自小就在雜貨鋪內的熟食店工作,后來又到了育兒所。她的父親就職于政府,工作穩定,有一筆退休金;軍隊服役的生涯為他提供了足夠的資源與收益,取得了大學學位。Wagner用"一只腳在工人階層,一只腳在中產階層,并且始終在兩者之間妥協搖擺"來形容家中的經濟狀況。她說,她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美國民眾"。

高中階段的職業傾向性測試顯示Wagner應該成為一名建筑師,這一結果將她對于建筑的興趣挖掘出來。她從學校圖書室借閱了現代建筑的書籍,沉迷不已。不久,她發現一個驚奇的現象,沒有任何一篇博客在跟進和關注關于美國后資本主義時代冗余建設的現象——麥氏豪宅(the McMansion)。她認為麥氏豪宅是十分有趣的現象,"我認為它們是極佳的教授設計的途徑,因為它們集太多設計謬誤于一身了。"

從2016年開始,Wagner在博客上發布模仿和嘲弄建筑的網絡表情包,比如地獄般的麥氏豪宅,悲傷的多余老虎窗,浮腫的穹頂,畸形的窗戶等等。博客被瘋狂轉載,Wagner本人被邀請去做TED演講,并在新紐約雜志拍攝的電影中對建筑做主題短評。她堅持以深刻而批判的視角更新博客,將麥氏豪宅放在后現代社會的消費和商品標簽的定位來研究置評,將歷史遺存的更新從當代互聯網社交媒體文化等方面來觀察認識,以平民化的角度來反思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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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ner自始自終在尋找檢視我們身邊的建筑(大方盒子,大平房,麥氏豪宅)的方式,并將之放在相應語境去探討。籍由此,她模糊了“戲謔的線上表情包”和“晦澀的建筑評論著述”二者之間鮮明的文化高低界限。這大概是鮑勃·文丘里出生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會做的事情吧。在一段時間里,Wagner作為新一代的設計評論家的領袖而獲得了極大的關注。

Wagner的職業路線是不可復制的。她最狂熱的粉絲們會告訴你,她全新的建筑批評方式是這一代人中絕無僅有的一個:她推開建筑評論的大門后發現,這里面的評論家們,沒有一個有與她相似的背景。“我開始設計寫作的原因是我的博客被瘋狂轉載和關注,而這一起始和大部分的評論家是非常不一樣的。”

同樣以建筑設計評論為生的評論家們,通常來自中上社會或者更好的家庭,一般來說,這些家庭有的與建筑設計世界有著深厚的淵源,有的則是為建筑設計界服務的精英階層。這些作者之間稍作交流,便會發現彼此的祖父母很可能也在耶魯大學或其他的場合會過面;他們正是在建筑圈獨特的文化熏陶下,一步步成長的。毫無意外,這樣的行業特性使得建筑媒體從業者以白人居多。

我非常理解Wagner的成長歷程,盡管于我而言成長歷程比她稍微輕松。我母親是公共學校的老師,是家庭中唯一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8歲的時候,父母離了婚,隨后我跟隨母親來到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個工人社區中生活,在這里,她獨自將我帶大。社區附近有一個大豆加工廠,一條高速公路,和一塊泛洪盆地。在那里,我大部分的小學同學都吃著免費和簡易的午餐;大部分的高中一年級同學都在畢業前輟學,不再接受大學教育。而我的學習經歷也就在州立大學本科學位止步,從未念研究生。我唯一進行的一次無薪實習,也是在工作存錢以后的事。除了Wagner,我幾乎沒有遇到過另一個從相似的從相對簡陋的生活背景中成長起來的設計評論家,在我進行建筑寫作十余年的時間中,Wagner和我大概是業界內僅存的異類吧。

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自己在成長歷程中已經獲得了比大多數美國人更多的優待。首先,我是一個白人男性,這已經意味著不少的便利。其次,我的生活雖然平凡但十分穩定,經濟雖不十分富裕但也還有盈余。同時,我的父母鼓勵我追求藝術(并能夠支付相應的開銷),我也得以接受很棒的公共教育。在愛荷華州,我的父親一名田園盆景藝術家,這是一個富足的職業,也為我以工藝和美學作為人生價值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能夠讓我在這個行業走道今天,還有許許多多幸運的因素。

因此,如果設計媒體的從業者大部分來自社會層次比我高的人,那這極少數人,是無法代表整個社會發聲。如果Wagner真的來自于“普通的美國家庭”,而在她此時的位置又看不到任何同類人,那就只能說這是當下設計媒體業界一個糟糕的病征——媒體并沒有向廣大的美國中層民眾敞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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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現象普遍存在于藝術、戲劇等其他大量的創意領域的媒體界中。但它的危險性,對于建筑界而言尤其嚴重——建筑不同于諸如音樂或者舞蹈等其他藝術形式,是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求的藝術。你可以選擇忽略一個博物館中的某一場展覽或者歌劇院中的某一出歌劇,但你卻無法對博物館和歌劇院本身視而不見——對所有的市民而言,它們都已經是建成環境的一部分。因此,廣大民眾所需要和期待的建筑評論,并非是在一個小圈子和階層中的自說自話,而是站在更廣闊立場上發出的聲音。或許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式,便是設計媒體在從真正的普羅大眾里招募員工。

如果不是被營收虧損的壓力和反復大量的失業潮所困擾的話,媒體行業自然會有更充分的資源和時間去發掘出更多樣化的視角與內容——這一局限對所有的媒體行業都產生著極大的限制,建筑設計媒體也無法免俗。就新聞業界本身來講,它的結構是相當頑固和死板的。根據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的消息,一份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起的多樣性的調查表明,2000年新聞編輯從業者中,拉美人種和非白人種僅占比12%,而16年后的2016年,這一數據僅僅緩慢增長到了17%(這兩種人口的比重在美國人口占到了38%)。不僅如此,關于這一話題的討論幾乎是禁忌的。在2016年大選期間,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曾對政治通訊記者團的性別和人種組成進行調研,但參與的15家國家新聞媒體僅有4家做了完整的回答。不僅如此,一項2014年由美國報業協會、美聯社全國民意調查中心發起的調查還顯示,僅有25%的非洲裔美國人和33%的西班牙裔美國人認為新聞媒體準確地表達了他們所在的社區。

然而,這些調查大多聚焦于種族多樣性,而非社會階層性上——美國是一個社會階層意識十分薄弱的國家,即使連生存都頗為困難的人們、以及依賴著祖輩財富維持生計的人們,都認為自己處于社會的中層。對于這個問題的關注來自于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的Meg Fair,她在匹茲堡城市周報發表文章,然后薪酬還不及她在比薩餅餐廳打工來得多。她這樣評論媒體界對于階層背景的視而不見:“如果媒體團隊在階層組成上能夠稍微多元一些,成果一定會更加豐富、多元和國際化。”如果你的媒體團隊中沒有一名來自于藍領階層的員工,沒有一人曾在深夜擦拭過桌椅,那么他們在描述工人運動、舊城改造等故事時就無法抓住真正的重點。如果你從未體驗過為生活而掙扎的味道或者能夠從你的友人中同理心地感知它,那么你面對這樣的現實,多半會選擇視而不見。不得不說,大部分的舊城改造都被單純地視為了建筑更新現象,而非社會問題。

而這些進入媒體界的壁壘在來到設計領域時,被進一步加強了。在出版商和編輯的小圈子中,循規蹈矩是傳統,少有新人能夠進入和晉升的通道。大量的媒體公司,無論是傳統媒體或者設計媒體,都集中在紐約辦公——這個城市生活成本是許多民眾所無法負擔的。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建筑評論界的發聲顯得更加多元和開放,更多的聲音可以被人們聽到(比如Wagner),然而這樣沒有門檻的傳播平臺反過來也無法獲得良好的收益。不過,社交媒體通過鎖定用戶興趣點的方式所爭奪到的廣告收益,正在一步步削弱這些為正統建筑評論付費的傳統媒體,它們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便失去生存的空間。

相比于建筑設計行業,建筑設計媒體業很難為年輕從業者提供足夠的薪酬,以使他們獲得父母支持外的經濟獨立。年輕人要進去建筑設計媒體行業,不僅要具備寫作和報道的基礎技能,還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識:從弗蘭克·蓋里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從建筑的山墻到架空的立柱。如果你并非成長于專業的家庭背景并受到長期的熏陶,那你就得有某方面極為特殊的才華并被世人認可(比如Wagner),再或者和我曾經一樣,尋找到那些極少量的上手要求低的工作。然而,我越加審視自己的職業簡歷,越加覺得我的經歷特殊性,那些社會階層稍低的人,也很難重復我所走過的路。當Wagner驚喜地獲得關注和成功的時候,她說,我是戰勝了整個體系才走到了這里。

我自小是個熱愛閱讀的小孩,也能寫出高分的文章。母親會把它們貼在冰箱上,這讓我鼓舞和興奮,也因此從未止步。我在大學中選擇新聞系,以優異成績畢了業。我的專業是音樂和電影的寫作,但起初在密蘇里州一個鄉村報社的工作卻與它們并無關聯。之后,我來到了費城,做一份沒有報酬的周報實習生的工作。那時候,我和現在許多實習生一樣,住著沒有椅子的小房間,在腳踏車上吃50美分的椒鹽餅干作為午餐。實習結束后,我來到華盛頓投奔我的當時的女友,并試圖在那里尋找到藝術寫作相關的工作。

如果不是因為和女友的聯絡,并且在她家里免費居住的話,我無法知悉那里正在招募建筑設計記者,更無法加入美國建筑師學會進行設計報道。在2007年我入職時,那里有五個全職編輯,而7年后我離開的時候,人員數量變得更少。當時我對建筑設計媒體界知之甚少,唯一了解的便是David Remnick偶爾會付費在紐約客雜志上刊登一些宣傳,因此覺得可能還不錯。但當我拿到錄用通知,看到上面寫著4萬美元的薪酬時,我知道自己中了大獎了,而從此以后,自己的職業發展也將走上我原本成長背景從未預期過的新道路。這樣的感覺,在自己平穩度過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尤其強烈。

在華盛頓,我認識了Amanda Kolson Hurley,當時她是建筑師雜志的編輯,現在是大西洋周刊城市板塊( The Atlantic’s CityLab)的編輯,我常常為她寫稿。Kolson Hurley有著非常標準的設計編輯的簡歷:出生在弗吉尼亞州北部,上了私立高中,之后在蘇格蘭圣安德魯斯大學以及英格蘭布里斯托大學獲得了學位。她的父親是一位政治學教授,研究城市歷史和規劃。她依然記得小時候父親帶著她參觀印度安遺跡以及諸如流水別墅一類的經典建筑的情形。她說,“雖然我父親本身并不是建筑設計的從業者,但我對于建筑的理解和感知正是當時開始萌芽,也正是我現在選擇建筑編輯作為職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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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有著國際化的教育背景,Kolson Hurley也覺得那些國際的雙年展、三年展以及那些成天在環球旅行的策展人的辦公室大門令人望而生畏。她說,“在全球業內有著這樣一種未被言明卻廣泛接受的假定”,那就是建筑編輯對于美國之外全球城市都十分熟悉精通:“你應該知道倫敦不同街區的差異吧?你應該去過巴黎吧?你應該去過羅馬吧?”“我認為自己還算是一個旅行較多的人,我的生活也非常幸運。”Kolson Hurley說,“但如果我都有這種畏懼感,那么那些作為家庭里第一個大學生,并且沒有那么多國際旅行機會的人,又會有什么體會呢?”

Kolson Hurley認為,當下的建筑設計媒體所做的工作,便是給與一小群忠實的業內觀眾他們所想要看到的東西,而這樣的現狀持續限制著媒體業本身的發展。“信息是否重要,是由一種極為狹隘的文化所決定的”她說,“撰寫這些主題的人與建筑創作者如此相似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因而形成了一個信息的閉環,對于環外的人而言,其內部的邏輯是難以辨識的。這樣的模式粗暴地決定了哪些內容會獲得報道,從而丟失了與大量民眾真實對話與交流的機會,而這正是Wagner博客做到的事情。”

從商務媒體界,到自由旅行者,到面對更多受眾的大西洋月刊編輯,Kolson Hurley的經歷讓她開始質疑一個問題:設計傳媒是為誰服務的?。對于專門為建筑師和設計師服務的專業媒體而言,學科內的研討和實驗的確是有必要的。這些出版物孕育了新的思想,確保了整個建筑設計領域的創造性、原真性和重要性;這種情況下,對于那些尚難對公眾闡釋清晰的深奧理念做一些保留,并無什么不妥。但在更大的范圍來說,出版物如果不將大量的群眾作為故事講述的對象,就有著逐漸自我孤立的危險。

這種經濟或者種群上的多樣性缺乏往往會在諸如建筑、景觀設計領域體現出來, 進而影響人們審美和生活方式的選擇。雖然這種局面在改善,但當設計師進入到貧困社區進行工作時,往往呈現出一種技術專家為鄉巴佬發放糖果與救濟的姿態,我們聽到更多的聲音也是來自這些技術專家而非鄉巴佬們。數十年以來,建筑設計媒體所呈現的內容匯總,幾乎就是有錢人們所關心事物的一個華麗清單。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知道那么多的博物館、豪宅以及摩天大樓,卻對其他建筑一無所知;比如非裔美國人墓地的重建項目,它十分脆弱,是一處極為重要的歷史文化景觀,卻鮮有媒體報道問津。

Wagner對于乏味的美國建筑通俗、滑稽和尖銳的批判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其實是業界失敗的警兆。“我所做的一切其實并不該造成如此大的影響”,她說,“之所以它們能夠掀起如此大的波瀾,是因為設計媒體業停滯太久了。”

作為媒體業持證從業者,我想這是我檢討自己責任的時候了。盡管以上的事例我都知悉,但我依然為下一代傳遞著優越性,使他們將別人甩開。我是一個學步女孩的父親,她的嬰兒床上掛著費德里科·巴比納(Federico Babina)的建筑圖畫——OMA的波爾圖音樂廳變成了一只眨眼的小豬,紐約的古根漢姆美術館則變為一只微笑的蝸牛;這是一個她可以掀開的床幔。此刻,我完全了解了優越性強大的機能——為她打開了一扇門,而關上了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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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彌補設計媒體界的這些盲區,在中小學教育中加入設計方面讀寫內容的課程將會很有幫助。此外,進入建筑設計和建筑媒體業界的路應該更寬廣,降低青年人進入的門檻。非營利組織,比如Territory in Chicago,可以推進公共學校中從低收入區來的學生嘗試去辨識居住社區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學習設計和場所營造,并制作裝置與展覽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普林斯頓大學的夏季記者訓練項目便邀請了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來到校園進行為期10天的,由專業記者主持的工作坊。同時,接納更多來自傳統建筑設計媒體以外專業的記者,提高年輕記者的薪酬水平也可以起到不錯的收效。有償地招收實習生,并對應屆生發放獎學金,將幫助這些作者實現之前萬難達到的事:讓設計世界聽到自己的聲音。

Lee Bey大概算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非洲裔美國建筑評論家。然而,他本人總是回避這樣的描述,他認為這是一種“種族歧視”,而不是對他成就的認可。1996年到2001年,他是芝加哥太陽時報的建筑評論員,并陸續在建筑學院、文化機構、政府部門以及建筑設計公司就職。最近,他在編著一本自己拍攝的南方建筑的圖冊。他是芝加哥建筑社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Bey出生在南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很難想象他跨越了多少障礙才成為一個建筑評論家。他的家庭和建筑世界沒有任何特殊的聯系,盡管他父親是一個建筑迷。Bey依然記得在他小時候,父親帶他去看建設中的希爾斯大廈的場景。

Bey自身的經驗,便是設計媒體影響人們對于建成環境的批評和感知的最好例證。他指出,黑人體驗空間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如果你是黑人,你感知到的環境往往更加激烈,擁擠和排他。從在芝加哥長期歷史中,對于堅持種族隔離暴行的制裁,到Trayvon Martin謀殺案,對于黑人的描述,總能充滿了清晰和強烈的負面表達。當我來到一個黑人為主的社區中游走,凝視那里的建筑時,前所未有地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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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里的建筑,你能夠看到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者試圖通過制訂城市紅線規則,通過規劃公共住宅的位置,通過城市更新來控制和管理黑人社區的想法。對那些社區外的管理者來說,建筑環境本身也是社會不平等的實現方式之一。“作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你會持續地感覺到房屋、空間、建筑的擁擠,這一系列地存在。” Bey說,“如果你是黑人,這是一種強烈的空間體驗。”

我所居住區域的花園形成于70年代的紐約,盡管它們是阿姆斯特德式的花園,但它們看起來和城市北面的花園還是由顯著的區別:這邊的花崗巖看起來有些破損,而城北的則不是。系統化的種族歧視和階層歧視,往往都伴隨和反映在了城市建設之中,完全可以被建筑設計媒體所報道。然而,城市更新的慘痛歷史卻往往是在那些直接受害者缺席的情況下呈現給公眾,并展開討論。Bey提到了恩格爾伍德廣場的改造案例。在這次改造中,一座興起于60年代的熙熙攘攘的商業集市被夷平,改建為一個不完全的郊區步行商場,伴隨著一個巨大的停車場和環形道路;而改建后的商場僅存在了不到20年就荒廢了。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到本世紀中葉,建筑師和規劃師以一種家長式的指導方式居高臨下地改造著貧困社區,認為設計最差也不過給人們生活帶來一些細微的不便而已。

然而,別搞錯,這些社區自身已經開始討論是否要遵循這樣自上而下的設計。其中一個陣地便是Bey的Facebook主頁,其對于建筑討論內容的廣度和多元化程度,是我從未見過的。當他在主頁上發出一些芝加哥的老建筑和老區(比如芝加哥西部奧斯汀街區的美麗風光)的照片時,許多人希望我去發表一些專業的評論,而實際上已經有非常多市民和朋友在后面以清晰的建筑學語匯,分享了他們對這些城市場所的獨特記憶。Bey說,“大部分參與討論的都是黑人。”

在奧巴馬基金會在奧巴馬總統中心南側完成了由奧爾姆斯特德設計的公共綠地之后,Bey注意到社區中開始出現了相當的博學和清晰的建筑評論。“在這里,如果你行走在街道邊,和路人交談,所有的老百姓都在談論城市化。這個中心綠地以后會變成什么樣呢?為什么周邊的塔樓要修到那么高呢?雖然這些人們都是我們眼中的外行,但他們對這些話題非常感興趣。我希望他們的觀點不僅僅成為一些冗余的故事,而是真正進入到能夠影響事情發生的主體框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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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設計媒體所提供的價值觀再怎么多么先進和智慧,也只有讓更多的受眾來閱讀時,其文本的意義才會得到彰顯。Anjulie Rao,美國建筑師協會芝加哥分會雜志“芝加哥建筑師”的編輯表示,只有將建筑放置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下,對于其認知才會更加充分。實際上,我們是有機會去闡述建筑是如何“促使人們更加熱切地生活”的,然而,“我并不覺得在當下,這下報道似乎都不是來自于真正受到建筑影響的人們。我們其實完全可以講講場所影響人們生活的故事,而參與到故事講述中來的親身經歷者越多越好。”

Rao認為,建筑設計文化自身已經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的確,現在仍有許多決定掌握在那些有錢和生活光鮮的人手里,他們住在豪宅中樂享生活。然而盡管他們是精英階層,但活力卻在逐步喪失。這個群體正在退場,決策的權力正在被交還給更多的,真正在這個行業里辛勤工作,并且切實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更好的處理方式的人。”在芝加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更加直率地表達自己激進的觀點,利用建筑來申討社會的不公正以及尋覓解決問題的方法。比如Paola Aguirre的Borderless,以及芝加哥建筑雙年展中的Amanda Williams;可以相信,在其他的城市一定還有著許多和他們類似的人在發出自己的聲音。Rao樂觀地認為,建筑設計媒體會從他們身上吸收到許多良好的價值。

的確,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當下的建筑設計媒體到底有多么單一,多么缺乏代表性,但我們卻抓住當下這個難得的時機——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更加開放地質問、看待自己的權利,并試圖尋求改變不公正的方式。我們總是和我們來時路上的大眾越行越遠;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如何去收集這些信息,并開啟對話,大概可以從分享自己的故事開始吧。 如果我們無法開始誠實地講述自己的故事,自我思考并自我批判,那么我們下一次地講述,大眾便不會再傾聽。

Zach Mortice是一個在芝加哥的設計作家,主要聚焦于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的寫作。你可以在Twitter 和 Instagram上關注他的動態。
(譯者:舒晨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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